别样的汪曾祺（25）
——梦回故乡（下）
戴顺星
解放前适逢抗日战争，生活窘迫，没有条件回故乡。
1939年6月的一天，汪曾祺告别故乡江苏高邮，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出外求学之路。从高邮去昆明的路很不好走。因为战争，汪曾祺必须先到上海，与当年一道在江阴县高中读书、如今又都有意报考西南联大的同学聚合，然后由上海经香港，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昆明。进出越南得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这不是件容易事。由于汪曾祺从高邮出发时已经迟了几天，到上海仅他一人还没有签证，差点走不成。后来幸亏一位姓朱的同学帮忙，他的爸爸是医生，给黄金荣看过病，硬是通过这层关系，凭黄金荣的一张名片到法国驻沪领事馆突击办好了签证。从上海到昆明走了半个多月，到了昆明，汪曾祺也如愿以第一志愿考上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
最初的日子，汪曾祺还能与家中保持联系，能正常收到家中寄给他的信和钱，但很快，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激烈的相持阶段，汪曾祺与家中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月与家中联系不上。音讯杳然已经令他难过，不能正常收到家中寄的钱，他连温饱生活都成了问题。幸好有个高邮同乡叫朱奎元的人在昆明做生意，此人与汪曾祺是小学同学，比汪曾祺高两个年级，初中毕业后从商。原先两人并不十分熟悉，异地相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反而成了朋友。两人约定，汪曾祺需要用钱了，就向朱奎元拿，所借的钱由在高邮的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如数寄到高邮菱塘朱奎元的家中。
1949年4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就曾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邂逅集》一书对汪曾祺的一生创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可惜此书生不逢时。出书之日，上海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住，解放在即，人们关心的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新的一页就要揭开，不可能关注任何作家的任何新著，这就是《邂逅集》出版后几乎没有一点反响的历史原因。《邂逅集》所收的八篇小说中，《鸡鸭名家》《戴车匠》《落魄》这三篇都是取材于作者对故乡往事的回忆，其所写的人物，其叙事的方式，就连其用词造句，与作者几十年后所写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都是一脉相承。汪曾祺为什么写这些？近日新发现的他发表在1941年4月25日《大公报》（桂林）上的一篇名为《猎猎——寄珠湖》的散文道出了其中奥秘。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旅行人跨出乡土一步，便背上一份沉重的寂寞。每个人知道浮在水上的梦，不会流到亲人的枕边，所以他不睡觉，且不惜自己的言语，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话着故乡风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四处奔波找工作，最终未能返乡。离开西南联大后，他先是在昆明郊区的一所由西南联大的同学办起来的建设中学教了两年书。后来，由沈从文先生推荐，到上海找李健吾先生，并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位于福煦路的民办致远中学又当了两年教师。总算有了工作，捧上了饭碗，但汪曾祺思乡之念不减，1947年旧历年末（约1月），汪曾祺从上海到扬州，与家人团聚。那时，父亲汪菊生在镇江的省立医院当眼科医生，任氏带着三个孩子——曾庆（海珊）、丽纹、锦纹住在扬州的父亲家。汪曾祺在扬州和父亲、继母、弟妹们团聚一月，但因家中已没有什么人了，也没有回去，这是他离家乡高邮最近的一次。
解放后，由于历史问题，家庭出身的地主成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不敢回故乡。
1949年1月19日，高邮解放。高邮解放后不久，汪菊生带着妻子任氏、带着他的孩子们，从镇江回到高邮，但汪曾祺记忆中的家已不复存在。在轰轰烈烈的“三改一化”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汪家主要经济来源的两家药店保全堂和万全堂改制充公，汪曾祺家原有的大批住房不是被改造，就是被没收。1949年3月，汪曾祺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多次在给家人的信中，提醒和教育家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汪曾祺明白，这样的时候，回到家乡去，哪怕只是一般看看，都是不太适宜的。到了武汉，因有历史问题，被留了下来。1950年7月，汪曾祺又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当了一名为他人做嫁衣文学刊物的编辑。1955年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又被单位的人事部门折腾了一通。搞得汪曾祺十分苦恼，有一段时间汪曾祺很想成为疯子，极大地伤害了汪曾祺的感情，在他的心里埋下了阴影，有了疙瘩。但从家人的来信中，读到一家人总算平平安安渡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过上平安平静的生活，心中便感到些许的安慰。回故乡看看的念头有时会冒出来。但不久，反右风暴彻底摧毁了他的回乡梦，以致他悲观地想，我这辈子恐怕要客死他乡了。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因单位的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而把汪曾祺补划为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戴上右派帽子后，很自然地产生“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想法。去张家口后不到半年，1959年秋父亲汪菊生去世，弟妹们把电报打到张家口。过了一段时间，所领导才把消息告诉汪曾祺，他得知后，痛哭流涕。汪曾祺明白，自己是戴罪之身，他无法、也不敢向领导提出回乡奔丧的请求。从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饥馑岁月对汪家更是雪上加霜。任氏娘、汪陵纹和汪海容住在老家偏屋，生活贫困，加之接连几次“奉命搬家”，又遭小偷光顾，生活异常艰难，汪海容饿死，年仅16岁的汪绫纹随人逃荒到安徽谋生，两年后嫁人成家，任氏娘欲投大运河未遂。一次次家中来信都令汪曾祺心如刀绞，又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眼睁睁地看着弟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他无力救援，他唯一能做的，是给弟妹们寄些活命钱；而此时他的工资已从180多元减为105元。于是，每月他寄40元到自己家中，寄40元给故乡的继母和兄妹，自己只留25元作为生活费，抽的是劣质烟。妹妹汪丽纹清楚地记得，就这样坚持了几年之后，有一天，不堪重负的大哥给她写来长信，万分无奈地请求弟妹们一定要想办法自力更生。妹妹汪丽纹说：“这么多人都指望着大哥，他真的支持不住了……”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汪曾祺的妹婿（汪丽纹的丈夫）金家渝说：“那时大哥很惨，家中更惨”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在自由的空气里，六十花甲，一战成名，回乡情愈浓。
在粉碎“四人帮”后最初的日子里，汪曾祺因参加过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改编创作而被审查了一个时期。但毕竟已进入政通人和、实事求是的新时代，很快查清江青对汪曾祺是使用而不是重用，他与江青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瓜葛，因此，揭批“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运动，没有对汪曾祺形成任何政治压力，他很快重获自由之身。在1982年出版的、他的新时期第一本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我写小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1979年到1981年写得多一些，这都是几个老朋友怂恿的结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催迫，甚至责备，我也许就不会再写小说了。深情厚谊，良可感念，于此谢之。”汪曾祺解放后不久长期搁笔，淡出文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新时期他终于复出文坛，得力于文友们的鼓励，更因为时代的感召。他在谈创作《受戒》的体会文章中深情地说：“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
《受戒》的成功，揭开汪曾祺个人创作历史的新的一页，也使他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一大批作品，如泉般喷涌而出。写这些怀乡念亲的作品，与其说是为了创作，更不如说是为了排解深藏于心中太久太久的乡思乡恋乡愁。在《受戒》的文末，他写了这样二行字：一九八O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而在《大淖记事》的后面，他则写上：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旧历大年三十。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是记录作品完成的时间，也表达了汪曾祺对故乡魂萦梦绕的的思念之情，更是他向故乡父老乡亲传递的一种特殊的信息。
在一篇接着一篇不断写着取材于故乡民众生活的作品的同时，汪曾祺还直接向他的一直生活在家乡的小学同学刘子平发出求助的信件。他在1981年8月26日致刘子平的信中明白地说：“我是很想回乡看看的。但因我夏天连续外出，都是应刊物之邀去写小说的。没有给剧院做什么事，一时尚不好启口向剧院领导提出。如果由高邮的有关部门出函邀请，我就比较好说话了。我所在的单位是北京京剧院……”汪曾祺想念家乡是如此迫切，但他拿不准家乡是否对他怀有同样的想念。因此，所谓“一时尚不好启口向剧院领导提出（请假回乡）”，是汪曾祺对故乡的一种谨慎的试探，其中包含有不难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自尊与矜持。就在这同一封信中，汪曾祺提到陆建华写的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北京文学》1981年8月号）：“陆建华写的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已在《北京文学》八月号发表。听编辑部同志反映，都说写得不错。这篇文章我也看了，好处是论点不落俗套，文字也很清新，无八股气。这在目前的评论文章中是难得的。”也正因为在信中提到我，曾经在中学教过陆建华物理课的刘子平，持信找到当时在高邮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陆建华，商讨如何帮助汪曾祺尽快实现回乡的意愿。由此，陆建华汪曾祺通了两次信。
陆建华回忆说，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实乃小事一桩，但当时却非易事。汪曾祺离开家乡后多年未回，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左”的政策梗阻，这不能不在汪曾祺的心中留下阴影。到他明确提出回乡看看的想法时，虽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左”的思想仍盘旋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深处，未可小觑。再说，请汪曾祺回乡，毕竟还有个吃、住、行等经费具体问题必须解决。还有，我当时只是高邮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人微言轻。更要命的是，自己因为常喜欢写些文艺评论方面文章，而被批评为有名利思想，“不务正业”以至于我写这类文章时真的有做贼之感，还差一点为此入不了党。显然，单靠我，根本完成不了邀请汪曾祺回乡这样重要的任务。陆建华想到了好友县委办公室主任朱维宁，他一口答应，令陆建华喜出望外。朱维宁关照陆建华：“接待汪曾祺由我负责，吃住都不收钱。但你要给县委打个报告，想一条充足的理由。”陆建华对县领导说：“家喻户晓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县领导问陆建华：“这是真的？”待陆建华又一次作了肯定的回答后，这位县领导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难题迎刃而解，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汪曾祺写信给刘子平明确表示希望回乡意愿的一个月后，以高邮县人民政府名义发出的邀请公函顺利发往北京京剧团（后改为北京京剧院）。1981年10月10日，汪曾祺终于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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