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载文
原题：《谢富治其人》
作者：吴东峰
契卡，源自俄文缩写的音译，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的国家情报机构，亦被称作全俄肃反委员会。据传，在当时的全俄境内，分布着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以及逾千个革命法庭。至1954年，契卡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世人所熟知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
在红军时代，依照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在红军与苏区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清运动，这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人们常将肃反委员会的成员称为“肃反大员”，而那些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他们，则享有“契卡”的尊称。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的广泛放映，“契卡”这一名字迅速传遍千家万户，其内涵也经历了从赞誉到贬义的转变。
谢富治将军，自国家建立伊始，便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之重任，同时担任公安部部长一职。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他权势熏天，无人能出其右，其人生轨迹亦与苏联的“契卡”组织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谢富治，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氏，自幼生长于木匠之家，身材适中，面容方正。他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唇角宽阔。笑时露出牙齿，显得和善可亲；而严肃起来，则紧抿双唇。他的目光锐利，身形虽瘦削却洋溢着充沛的活力，言谈间嘴角微挑，神态中似乎隐藏着一抹淡淡的忧伤。有人对他的面相评价道：“此乃福相，然非福命之相。”
在建国伊始，中共云南省委的前常委祁山对谢富治作出这样的评价：他言语不多，立场坚定，工作热情充沛，行事独立自主，与人交往不甚频繁。即便与他共事多年，很多人也难以洞悉其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众多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仁亦一致表示：“谢富治是一位坚守原则的楷模。”至于谢富治的胞弟谢富礼，则是这样评价他的：“谢富治虽然寡言少语，但思维细腻周到。若非那些错综复杂的思绪困扰，恐怕他不会英年早逝。”
郭林祥将军回忆说，谢富治政委经验丰富，工作深入基层，经常亲自巡查，对表现突出者给予表彰，对存在的问题则直言不讳，始终坚守原则。巡查完毕后，他常常与郭林祥将军同室而眠。郭林祥补充道，谢富治偶尔还会与机关干部一同参与扑克、象棋等休闲活动。谢富治给人们的印象是，当时一二九师的群众对他的评价很高，作为政工干部，他经常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认可和赞誉。
陈康将军曾讲：陈赓将军性格风趣，言谈举止间总能把握分寸，绝非随意戏谑。他在战场之上，既展现出了机智，又表现出了灵活多变，面对不适合交战的情况，他总能避免陷入陷阱，历来不屈服于沉默的损失。相较之下，谢富治则显得更为内省，常以高姿态自居，其人品固然值得称道，但才华则略显平庸。
谢富治凭借其出身纯正、根底扎实，进步势头迅猛。投身革命尚不足一年，便成功加入了党组织。两年后，他迅速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此后又相继担任了师、军政治部主任。随后，他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部，肩负重任，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长一职。对此，文史学者温相应给予了高度评价。《晚年林彪》作者观察结果显示，前任组织部部长与张国焘的亲信黄超在职位上相仿，而另一位人物则是担任监督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一职。据此推断，最早晋升谢富治的并非毛泽东，而是张国焘。
在红四方面军的肃反浪潮中，谢富治高呼“敢于质疑一切”的激昂口号。该口号一经提出，便迅速在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层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等先烈，因牵连之故，或不幸遇险，或遭受审查，亦或被严密监控。张国焘对该口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四方面军的政治集会上，他屡次对谢富治不吝赞誉之词。“革命的锐锥！”谢富治为红四方面军成员。主要负责的任务是对军队及分局内部疑似有问题的干部进行清理，并负责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及名单。然而，建国之后，鉴于其身处要职，且红四军历史中存有不良记录，诸多因素交织，导致无人敢于直言进谏。
程训宣，湖北黄安人氏，系徐向前元帅的贤内助。她才智聪颖，勤学好问，性格坚毅，果敢不凡，容貌亦颇秀美。1928年，她毅然投身革命洪流。1929年年底，她与徐向前元帅喜结连理。然而，1931年那场“肃反”风波中，她不幸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拘捕，并被囚禁于王锡九村。在那里，她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双手被绑吊于梁上，备受拷打，但她始终未曾动摇信念。遗憾的是，1933年秋季，她惨遭杀害。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徐向前深陷其中，面对夫人遭受组织审查的困境，他只能默默承受，不便多加过问。直至1937年抵达延安，他才从周纯全处得知她不幸遇难的噩耗。“我们并无罪过，此举仅是为了搜集有关你的信息。”
根据《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的记载，谢富治在肃反运动中与黄超等人紧密合作，积极搜集并伪造了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不实指控。他采用诸如凭空捏造等卑劣手段，对上述同志进行了不公正的对待。程训宣事件便是这一恶劣行径的典型例证。
“据谢富治同志所披露，张国焘对党中央的态度始终是表面顺从，内心悖逆。”
“同蒲战役的战果斐然，中央的褒奖更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947年的酷暑之中，党中央果断决策，以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即前太岳纵队）为基石，成功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此部队的核心领导由陈赓和谢富治共同执掌，旗下包括第四纵队、第九纵队以及原西北军起义部队的第38军，总人数突破八万之众。自此，陈赓与谢富治并肩作战，谱写出一页崭新的辉煌篇章。7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刘邓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奋勇直扑大别山；陈谢兵团则挥师豫陕鄂，展开猛烈攻势；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沿着陇海线挺进，一路深入豫皖苏地区。这支初创的陈谢兵团随即接到作战指令，挥师南渡黄河，深入豫西腹地，与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并肩作战，共同成为中央在中原地区战略布局中的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陈赓、谢富治
“若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视作对蒋介石胸膛的一记重击，那么‘陈谢兵团’横渡黄河，便是对其肋骨的又一记猛烈踢击。”
“决定十五军赴朝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际，谢富治同志肩负重任，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集党、政、军多项要职于一身，权力汇聚，地位显赫。马天佑，昆明军区退休的资深老干部，曾对谢富治昔日的清廉品行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谢富治亲自深入边境某县进行实地调研，他选择简朴出行，与当地百姓同餐共宿，并肩劳作。在返程途中，他意外发现车后备箱中多出了鸡和肉，脸上露出了不悦之色，随即询问随行的秘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秘书解释称，这是当地百姓得知谢富治喜爱当地的土特产，特地送来的心意。谢富治随即下令秘书将鸡等物品悉数退还，并在返回昆明后，将该秘书调往偏远的小县担任县长。
“尚未转接。”谢富治严肃地说：“这是必须完成的，必须将组织关系转接过来。”数日过后，刘金汉随军区后勤部何德部长一同拜访谢富治，谢富治对何德说：“刘金汉同志是党员，我目前事务繁忙，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务必确保他不会孤单无援。”
“富治同志是否合适？请政治局讨论后反馈给我。”这番批示虽表面上看似征求意见，实则已暗示了人选意向。
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部长一职，顿时舆论波澜四起。毛泽东随即出面澄清说：
“公安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选拔人才不能局限于单一军中。我们必须广纳各界英才。彭德怀等人成立的军事俱乐部，显然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富治虽出自四方面军，但他的党性忠诚度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若有任何人对于富治持有疑虑，可直接向我提出。”
“谢副总理亲自前来探望各位了！”这位谢副总理，正是谢富治。
谢富治面带温和的笑容，神情亲切，关心地询问众人：
“各位，饮食可否满足？衣物是否暖和？”随后，他补充道：“你们是毛主席亲自邀请的尊贵客人，如有任何需求，请尽管告诉我。”一位年轻气盛的红卫兵不假思索地大声提议：“我们不太习惯吃馒头，希望能吃上米饭！”此声一出，立刻引起了一阵共鸣。谢富治闻言，微笑点头，表示理解。翌日早餐时分，食堂中便增添了一桶香气四溢、口感软糯的天津小站米饭。
谢富治在“文革”期间声名鹊起。韩爱晶回忆称，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商议工宣队进入校园事宜。谢富治于深夜两点多便抵达人民大会堂西门外的通道门内等候。他礼貌地问候红卫兵领袖：“都到齐了吗？”“大富还没到。”他随即说道：“那就先进去吧！”在即将步入大会堂的湖南厅时，谢富治突然停下脚步，焦急催促：
“快进去！快进去！毛主席已经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儿了。”这次接见时，在场的人物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黄永胜、温玉成、吴德等人。
“我们暂且依据这份稿件进行传达，其余内容待日后另行商讨。”这份标有醒目大标题的统一文本，翌日便在北京迅速传开。韩爱晶回忆道，那时的谢富治在他心目中，既是总管家，亦是秘书长，无疑是“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
“在众多军区的政治委员中，仅有两位可称得上杰出，一位是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张春桥同志，另一位则是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同志。”
谢富治（中）
在“文革”的狂潮中，谢富治闻风而动，迅速对昔日的老首长邓小平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一日，傅崇碧在私下与他交谈时，忍不住说道：“邓小平同志曾是您的上级，而且他的著作还被收录进了《毛选》。可是，我对您所批判的那些内容，竟一无所知。”谢富治自负地回应：“你所不知之事，尚有许多！”还有一次，谢富治向傅崇碧传授所谓的“经验”：“对待江青同志，必须表示出应有的尊重，握手时要用双手。”傅崇碧听罢，不禁为之愕然。
“我们何不共同为江青撰写一份检讨书？你先执笔，我们再共同签署，此事便可告一段落。”将军不明就里，急忙起草了检讨书并呈交谢富治。然而，谢富治并未签署便将检讨书转交给了江青，导致温玉成将军虽因江青遭受了磨难，却始终被蒙在鼓中。
在“文革”风潮中，谢富治首次高呼“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其中“公、检、法”分别指代公安局、检察院与法院。此举令公众哗然，宛如部长自掘坟墓。但谢富治的政治远见卓识，却让人望尘莫及。他曾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等人透露：“我亲耳听到主席多次提出要砸烂公、检、法，不少于七八次。”此后，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砸烂公、检、法”的狂潮，致使政法系统陷入瘫痪，法治的根基亦被彻底摧毁。以北京市公安局为鉴，在这支由三万余名警力构成的庞大队伍中，谢某高调实施株连策略，从中发掘出九百余人，他们被贴上了“地富反坏右”的标签。由此，原队伍中的清白者仅剩百余人，而多数同仁则被送往学习班，更有部分人不幸银铛入狱。
谢富治
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与了“公安六条”的草拟工作。该“公安六条”的核心内容，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针对那些掌握确切证据的凶手、纵火者、毒害者、抢劫犯、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杀、冲击监狱及监管设施、叛国通敌、窃取国家重要机密、实施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进行严厉的惩治。
（2）对于任何投递反革命匿名信件、秘密或公然张贴、散布反革命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宣扬反动口号的行为，若其目的在于诽谤和攻击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均属现行反革命行为，理应依法受到严厉惩处。
（3）坚决保障革命群众的合法权益及其组织权益，全力捍卫左翼力量，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对抗……对于那些丧尽天良、残忍杀害无辜百姓的罪魁祸首、罪行深重的打手，以及暗中操控的幕后主使者，必须依法进行严厉惩处。
（4）凡系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坏分子及右派人士，均不得私自外出串联，亦不得擅自加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得自行设立任何组织。
(5)严令禁止利用大民主的滥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传播任何反动言论。
(6)针对党、政、军机关及其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若有人对上述规定进行曲解，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打压，必须依法予以严格查处。
竹简与丝帛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帝业随之烟消云散；关山河流依旧锁闭，而祖先的家园却只剩下了空旷与寂寥。坑中尚未冷却的灰烬，山东之地已烽火连天；刘项二人虽未涉足诗书之海，却也激起了翻天覆地的波澜。
“我不认同黄永胜能独立驾驭整个解放军，难道解放军只会服从单一人的指令？有人将我比拟为秦始皇，期待我早日退场，以便他们有机可乘。”
谢富治在“文革”时期对他人实施了过度的打压，由此积累了深深的怨恨，晚年则饱受“心病”的折磨。陈康将军曾回忆，在他探望谢富治于临终之际的北京之行中，谢富治虽已难以辨认具体人面，但见到老同志时，情绪依旧激动，口中不停低语：“xxx并非我所欲整治，xxx并非我所欲整治，全是……啊啊……”当陈康将军准备离开时，谢富治紧紧握住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在云南未曾犯下任何过错，我在云南未曾犯下任何过错！”
谢富治在临终之际的陈述，与康生对江青的终极指责，如出一辙，均是在生命尽头所作的双重赌注，实在难以激起人们的同情之情。
1972年2月，谢富治因癌症不幸辞世。当时，天安门、新华门以及外交部均降下半旗，以表达对这位逝者的哀思。在其逝世的悼词中，谢富治的离世被形容为“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然而，八年后，谢富治被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了对他的悼词。同时，其骨灰盒也被迁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生如“契卡”。
有关资料
刘湘屏女士，1920年9月诞生于山西解县，抗战初期与谢富治先生喜结连理。新中国成立后，她曾担任川东行署民政厅副厅长、党委书记，昆明市委第二书记，农机部计划财务司司长，八机部综合局局长，一机部革委会副主任，并于1973年荣膺卫生部部长之职。然而，不幸的是，她在1976年10月被免去职务，1985年更被开除党籍。刘女士曾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她于2017年走完人生旅程，与世长辞。
1966年五月，谢富治部署了一支由44名成员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仅过一个月，该工作组的人数便膨胀至313人。在此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共有1600余人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其中72人不幸被捕入狱。同时，北京市的领导干部中，有13人遭受了诬陷与迫害，包括时任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委书记邓拓以及副市长吴晗等，他们均未能幸免于这场不幸的磨难，最终皆以身殉难。
1967年1月13日，谢富治力推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通称《公安六条》），引发了大量冤假错案的涌现。1968年1月，云南省共有1.4万人遭受残酷迫害，不幸丧命；到了2月，军队内部则有超过34.6万人遭受不实指控，其中1.6万人最终惨遭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