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日本拒绝承认侵略罪行反而强调原子弹受害的历史症结
我外公年轻时在上海当过码头工，解放前后都干过。他常说，三十年代的黄浦江边，日本兵比老鼠还多，“走路得低着头，不然枪托就招呼上来了”。那时候他亲眼见过日军在公共租界外随意拉人去当苦力，有一次一个伙计没听懂命令，被刺刀挑翻在地。可奇怪的是，这些事，在今天的日本教科书里几乎找不到影子。倒是广岛、长崎挨了原子弹，被写得一页又一页，好像他们才是二战最大的受害者。
我第一次去东京，是2012年的秋天。地铁里安静得能听到鞋底摩擦声，乘客排队候车像量好间距似的。我心想，这礼貌真让人佩服。但转念想到外公说起“南京那年冬天”的表情，又觉得背脊发凉。这种反差，不止我一个人感受到——不少研究近代史的人都提到，日本社会有一种奇特分裂：生活中极尽克制和谦恭，可国家层面却对过去的残暴闭口不谈，甚至有人美化它。
这种选择性记忆并不是偶然形成的。有个细节很少被提起：1945年8月15日裕仁广播《终战诏书》，里面没有“投降”两个字，而是用“终战”来粉饰。他们把侵华战争说成“为了东亚共荣”，把失败归咎于美国使用新型炸弹太狠毒。在宫城县石卷市的一所小学旧档案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广播抄本——纸已经泛黄，但那套话术和今天右翼政客嘴里的几乎一样。
有一次，我在神保町一家旧书店翻到一本1953年的小册子，是个退役海军军官写给青少年的《大和魂》。里面居然直言：“我们不是败于敌人的力量，而是败于天灾般的新武器。”这类观念，在冷战初期美国扶持下迅速扩散开来。当时麦克阿瑟总部决定释放大批甲乙丙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做了首相的岸信介，他还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这种安排，为日本保留了完整的一条政治血脉，也为否认侵略埋下伏笔。
老家隔壁村有位姓林的大爷，当年被抓去海南岛修机场，他回来时瘦得皮包骨，说日军连病死的人也要拖出来点名，以免报表难看。这些故事，我小时候听多了，可等到九十年代初电视台播放《萤火虫之墓》时，却发现片中的日本平民全成了无辜形象，没有一句交代他们国家曾经干过什么。在冲绳南部和平祈念馆展厅里，我看到导览词只字未提琉球平民被迫充当自杀式炸弹阻挡美军登陆，只强调他们死于炮火之下——仿佛责任来自空中而非东京政府。
还有件趣事：2019年京都大学举办二战史研讨会，一位台湾学者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张1944年底大阪港劳工名单，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中国名字，大部分来自山东半岛渔村。他问现场学生知不知道这些劳工怎么来的，全场沉默半分钟，然后有人小声答：“可能是志愿来工作的吧？”这就是教育缺失带来的效果——连强征奴工这样的事实，都能被误解成友好交流的一部分。
更吊诡的是，美国人在欧洲彻底铲除了纳粹，却在亚洲留下一个半截子的法西斯政权，并赋予它新的任务：遏制中国与苏联。《美日安保条约》签署后，日本自卫队虽然名义上防御，但装备换代速度快得惊人，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悄悄恢复旭日旗标志。我曾经问驻横须贺基地附近卖章鱼烧的小贩，他耸耸肩说：“旗帜漂亮啊，有什么不好？”显然，对很多普通人那段历史早已模糊或被刻意涂改掉，只剩符号化、审美化后的残影。
2008年前后，中国游客大量赴日购物观光，《非诚勿扰》的北海道雪景让不少家庭定下旅行计划。但鲜有人注意，同一时期靖国神社参拜人数也屡创新高，包括内阁成员公开鞠躬献花。一边赚邻国的钱，一边祭奠发动战争的人物，这种两面性正如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形容的“菊与刀”——柔软与锋利并存，而且切换自然毫无违和感。她其实没看全，更深层的是一种“不认账”的倔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维护那个虚构出来的大义名分，否则整个民族叙事就塌了架。
前年夏天，一个朋友从长崎带回纪念品，是印着蘑菇云图案的小手巾，还配了一句英文诗：“Never Again”。他以为这是普世和平宣言，可我忍不住想，如果真的要避免重演悲剧，那第一步是不是该面对自己制造悲剧的一面？否则只是单方面要求别人别打你，却忘记你先动手打人的事实，就像外公骂街常用的话，“欠账不还，还哭穷”，多少带点讽刺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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