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者、狂风骤雨式、借愚钝掩饰锐利者以及焦虑不安者。然而，周恩来似乎并不属于这四类中的任何一种，他显得格外独特：与毛泽东交谈时，无论毛泽东是否发言，总能让人深刻意识到他是一名共产党人。而与周恩来交谈，人们却渐渐淡忘了他的这一身份。在与其他共产党人交涉时，人们往往会对对方刺耳的言辞和偏颇的立场产生强烈的警觉。但与周恩来交涉，却往往让人陷入一种错觉，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在彻底理解之前，唯有先信任他的话语，方显公允。
本文源自《二十一世纪》。
吴国桢与周恩来，两位均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吴国桢，留学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以及“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周恩来则在留法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的洗礼，协助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最终助力新中国的成立，并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位总理。他们在少年时期是情同手足的好友，然而成年后却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两人关系的变迁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虽然关于他们交往的篇章不少，但多为非学术性论述，且所引用的材料多源自传闻。
本研究基于吴国桢先生公开发表及尚未发表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力图描绘出吴先生眼中周恩来形象，并着重展现二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奋斗的历史脉络。
原上海市长吴国桢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诞生于1903年10月21日，故里位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则于1898年3月5日降临人世，籍贯江苏淮安。命运的安排让两位少年有幸成为了张伯苓先生所创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窗。
吴国桢于1914年夏日踏入校门，当时年仅十一岁，成为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小吴”，并被分入己一班。周恩来则隶属于丁二班，比吴国桢早一年踏入校园。尽管吴国桢与周恩来并非同窗，且年龄相差五载，然而，他们之间却渐渐形成了深厚的友谊。事实上，这个特殊圈子中，还有一位名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情温和，成绩斐然，年龄恰好处在吴与周之间。吴国桢回忆道：“在至少长达两年的时光里，我们三人不仅将大部分业余时光共同度过，更在交流中敞开心扉，分享彼此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梦想。”他们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能达成共识，以至于外界常将他们誉为“三剑客”。他们甚至一度模仿《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场景，只差一步之遥。共识源自于一致的思想根源与意识形态基础，这三个孩子均沐浴在儒学教义的滋养之中。在吴氏眼中，周恩来当时堪称不折不扣的孔子信徒，他绝未料及，周恩来日后竟会成为一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
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学子，其中文成绩在校园中始终名列榜首。他亦曾投身演讲的竞技场，然而那时的他，尚不具备一位杰出演说家的风范。因声音过于尖锐，最终仅收获了第五名的成绩。他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在南开大学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社团，名为“敬业乐群会”。他对我的赏识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还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因此他特别在社团内设立了童子部，并破例选我为部长的重任。自那时起，我养成了记录日记的习惯。他时常翻阅我的日记，对其内容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在社团的月刊上予以刊登。他可谓是出类拔萃的演员，活跃于学校的话剧社团。他外貌清丽，嗓音尖细，每当排戏，他总是被赋予女主角的角色。他邀我加入剧社，而我却是个演技生疏的演员，似乎并无适宜我出演的角色。然而，他却巧妙地为我谋得一个夫人贴身仆从的角儿，那角色全然无需任何表演。她堪称出色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均会公演一部戏剧。她的演技之精湛，常常引发观众的热切追捧，以至于她的信箱里常常堆满了来自崇拜者的来信。
经详细核查相关史料，吴氏的观点颇显精准。在求学期间，周恩来同学的作文屡获教师青睐，常被批注“传观”二字。他在国文领域的成就斐然，所获奖项亦不少于四次，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的荣誉。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佳（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第一名（1917年6月）。
周亦热衷于参与各类课外活动，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比赛中，他成功摘得第五名殊荣，而前四名的得主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至于“敬业乐群会”，该组织由周恩来与二十余位同学于1914年3月共同创立。张瑞峰担任首任会长，常策欧任副会长，周恩来则担任智育部长。此后，他先后担任了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以及《敬业》杂志的总编辑。童子部于1915年夏季正式设立，旨在吸纳十五岁及以下年龄的低年级学生加入。周恩来同志负责对该部进行指导工作，李福景同志担任部长一职，吴国桢同志则成为部门中的关键骨干。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新剧团中担任要职，积极参与剧本创作、执导及舞台设计，成功出演多部新剧作。日后，这位杰出剧作家曹禺对他赞誉有加，将周恩来誉为“革命话剧的拓荒者”。彼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反封建精神成为新剧的核心主题，这一剧种因而作为传统旧剧的鲜明对立面而被大力推崇。南开学校内新剧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校长张伯苓的积极推动。所上演的剧目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兼具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赢得了校内校外观众的一致好评。尽管社会风气尚未开明，男女演员不得同台献艺，女角的演出便由男性演员担纲。在这部剧中，周恩来便频繁扮演女主角的角色。诸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里的范蕙娘、《华娥传》里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以及《醒》中的冯君之妹等角色，亦同样引人注目。尽管身为业余演员，周恩来凭借其卓越的演技，声名远播，不仅在当地天津享有盛誉，更在北京与上海两地颇具名气。实际上，南开众多师生投身于这些剧目的表演之中。吴国桢虽亦参与其中，却主要扮演的是一些配角，诸如在《一元钱》中饰演的秋葵、在《仇大娘》中扮演的仇禄，以及在《恩冤缘》中出演的烧香童子等。
身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中不吝篇幅，发表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附以详尽的按语。
踏入南开园，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结识的朋友日益增多……然而，能以纯真相待，视若兄弟的，却仅有两位。一位是李新慧（福景），另一位是吴峙之（国桢）。新慧比峙之年长三岁，聪颖非凡，迥异于常人。年方十三，踏入南开之际，尚且十一岁。彼时我初见便认定其为非凡之才。久经相识，方深知峙之之才华，实乃源自勤学苦练。他自幼禀赋非凡，加之家庭教育的熏陶，经过不断的磨练与雕琢，终成一块美玉。品读峙之家训，翻阅峙之日记，方悟其修养之纯粹，展望其未来成就，前途不可限量。不禁感叹，世之学子，若无良好家庭教育之基石，实难成就非凡。非止于此，我在新慧与峙之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片赤诚之心。每当见到新慧，总会让我将忧愁化作喜悦，敞开心扉，愿意与他畅谈一整天，真是一日不见便觉如隔三秋。而与峙之相聚，则是促膝长谈，挥洒自如地讨论学问，欢声笑语中蕴含着庄重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因此，尽管二君年纪尚轻于我，但他们却是我真正的益友和诤友。
每一行文字都映射并验证了周、李、吴三者间独特的契合，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品格与学识无不怀有深深的敬意，更预见性地断言“这位知己挚友将拥有光明的未来前程”。吴国桢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四五岁时便能流利地倒背《三字经》，被誉为“神童”。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特别宠爱，自有一番道理在其中。
吴国桢所公开发表的日记篇幅总计十八节，累计约五千言，内容主要围绕阅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著作的感悟，以及他在校园期间的学习与生活点滴。在这部分文字中，有三篇章节特别提及了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并且这些篇章是迄今为止发现吴国桢谈论周恩来之最早的文献记录。
课余之际，我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好友聚首一堂，商讨球队运作之道……
四月八日，我有幸与童子部队的队员们一同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参加筐球比赛。清晨七点半，我们从学校出发，共十一人同行，其中包括了姜更生先生，他作为我的向导。会长周翔宇亲自送我至门口，并为我们祈愿，期待我们胜利归来。
在与好友周翔宇课余闲谈时，谈及会务之事，翔宇言道：“处理会务，应当秉持开诚布公的原则，对于一切有利于会务发展之事，皆应全力以赴，方能促使会务繁荣昌盛。”我回应道：“岂止于此，治国之道亦是如此。现今袁项城因待人缺乏诚意，以至于落得悲惨下场，这便是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此言岂非至理名言？”翔宇听后，连连点头，赞许道：“善哉，你的话语真是精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平日里言辞流畅、畅所欲言的周恩来，却对自己的家世保持着沉默，关于他父亲的往事，也未曾向他人透露分毫。“纵然他时常造访我位于北京的居所，却仅邀请我前往他在天津的住所参观过一次。在闲谈之间，偶尔能从他口中透露出一些信息，我推测他的父亲或许早已离世，亦或是深陷于一桩不光彩、难以言说的丑闻之中。”基于此，吴国桢得出结论，周恩来或许正面临着某种家庭困扰。
1917年夏日，吴国桢尚未完成学业，便已成功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取得毕业证书后，亦与吴国桢一同离开了南开中学。此后，他们于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深造，期间曾短暂返回祖国探望家人。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吴国桢与周恩来分别在北京与天津参与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抗议活动。同年9月，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就读，次年11月则踏上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在周恩来出国前夕，两人依旧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和会面。李福景在南开毕业后，亦随周恩来远赴欧洲寻求勤工俭学的机会；归国后，他投身技术领域，此后长期服务于京奉铁路，始终未涉足任何政党或政治事务。吴国桢此后时常询问李福景的近况，然而由于自己长期在南方任职，两人始终未能如愿相见，不知不觉间渐行渐远，直至音讯全无。
数十年后，吴国桢心中不禁感慨：“‘三剑客’在青少年时期便有着紧密的友谊和共同的见解，然而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却各自踏上了截然不同的征途。我坚定地信仰民主，而周恩来则彻底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至于李福景，据我所知，他对政治始终保持着疏离，选择了一条中立的路径。”
针对这一问题，吴先生主张，我们应深入剖析三位当事人各自的家庭渊源，以探寻其中的根源。当然，我们均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背景，家庭境遇既非富贵亦非贫穷。我的家庭充满了幸福，而周恩来则不然。他是在伯父的养育下长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看似一切安好，我却总感觉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显然，他抱负远大，然而南开中学毕业后，他并未能步入高等学府深造，而是必须自谋生计。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的举动，并聘请了众多通晓外语的翻译一同赴华，周恩来恐怕永远不会有出国的机遇。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内心必定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正是借助那次难得的机会，他踏上了法国的土地，深入到那场大屠杀给欧洲带来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从而狂热地信仰了共产主义理论。至于李福景，他的境遇则截然不同：他承袭了两个叔叔的家业，两位叔叔均膝下无子，他的生活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庇护，人生道路自一开始便已规划妥当。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脱颖而出，获得了前往美国深造的机会。192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随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同年，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远赴欧洲，彼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并曾牵头成立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4年返回巴黎。
一位身处美国，另一位居于欧洲，他们之间失去了联络，却各自沉浸在西方截然不同的思想氛围中——一方沐浴在自由民主的雨露，另一方则沐浴在共产主义的春风里——这使他们走上了迥异的人生轨迹。吴国桢归国之后，始终不懈地探寻周恩来的行踪。尽管只听闻他已返国，并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于黄埔军校担任要职，但具体下落仍是个谜。某日，有人向吴国桢透露，周恩来或许在汉口，于是他立即动身，却未能如愿以偿。回国初期，应张君劢的邀请，吴国桢曾短暂担任江苏宝山某职。（今属上海）身为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他的志向却始终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倾心于从政之路。在他的引荐人蒋作宾与孔庚的帮助下，他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在1927至1928年间，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及交际科科长等职务。
某日，吴国桢赴上海法租界探访友人，于电车中不经意间瞥见一位蓄有络腮胡须的男子。观其步态及面部特征，吴国桢怀疑此人便是旧友周恩来。于是，他挤上前与之交谈。然而，对方声称并不认识吴国桢。吴国桢自信地说：“听其音，你便是我的好友周恩来。”对方却否认：“不，我并非周恩来。”电车停靠时，该男子迅速下车，未作停留，消失于人群之中。此人是否真的是周恩来？若是，为何不愿相认？或许自国共分裂以来，周恩来成为通缉对象，悬赏捉拿，他既担心暴露身份，又恐牵连吴国桢。然而，这仅是猜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唯有历史能够揭晓。
周总理（左侧）、吴国桢（居中）——南开中学时代的珍贵合影
自1928年起，吴国桢调任华中地区，于1932年初，他曾临时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一职。蒋介石对这位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的留美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便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彼时吴国桢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亨通。而周恩来的人生轨迹则截然不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手，他在1927年8月1日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此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秘密工作。不久之后，他又转赴江西，投身于中共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位怀抱理想与智慧的个体，我在南开结识的那位朋友，竟然会真正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信仰。”
蒋介石在汉口设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
然而，有一事件令吴国桢深感震撼。1931年，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顾顺章不幸落入国民党之手，随即被迅速带至蒋介石位于汉口的总部。顾供透露了约三十个遍布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进一步揭露，周恩来对这些组织拥有一定的监管权限，并且还组建了一支特遣行动队，专司执行共产党的纪律。昔日，顾顺章的宅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之中。鉴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并无警务管辖权，遂紧急从汉口派遣了一支特别分队，以对顾氏家族实施秘密保护。为此，吴国桢的市警察局匆忙间抽调了一名警官。然而，该警官不久后便重返岗位。他向吴透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顾顺章一家的命运已然“了结”，一位邻居的证词显示，一位与周恩来外貌极为相似的男子亦曾出现在现场。这则情报让吴国桢感到极度的忧虑，尽管他多方核实，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能够反驳这一说法的证据。吴国桢此刻亟欲探明的是：周恩来是否真正发生了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终于迎来了这一机会——时隔二十年后，两人在汉口重逢。
合作抗日
历经长征与西安事变的周恩来，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浪潮抵达汉口。彼时，他已非昔日悬赏十万大洋通缉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同时亦担任“陕甘宁特区政府”及“八路军”的代言人。
自南京沦陷之后，武汉三镇跃升为抗日战线的关键要塞。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肩负着繁重的政务。一日，他下班返家，妻子黄卓群忽告之，周恩来已来访，并留下了一张名片。吴国桢闻言，即刻动身前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大石洋行（旧日租界中街89号）终于，他们久别重逢，迎来了首次团聚。彼此紧紧相握，举止间流露出应有的礼貌。
吴国桢夫妇
在吴国桢的观察中，岁月流转，周恩来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貌。尽管时光荏苒，他的气质依旧如在校期间那般鲜明，岁月与坎坷并未在他那光洁且俊朗的面上留下痕迹。为重温旧谊并表达诚挚的款待之意，吴国桢决意举办一场晚宴以招待周恩来。在如何安排这场招待会上，吴国桢与妻子深思熟虑，颇费周章。鉴于周恩来身为共产党人，他们推测他可能对正式宴会有所顾虑，因此精心准备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仅邀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老南开同窗作陪。那天，周恩来显得格外愉悦，老友们齐聚一堂，他杯杯畅饮，令在座者无不感到欢愉。“在他对谈话充满热情之际，依旧显得精神矍铄。提及往昔的欢乐时光，他的面容中便流露出一种感人至深、恰到好处的温馨。”
餐后，周恩来向吴国桢提议：“我需尽地主之谊，不过此处相较之下，我下榻之处稍显简陋。不知能否借用您的宅邸，今日这些人得以再聚首畅谈，一切菜肴均由我来安排。”吴国桢欣然同意。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亦如此。”随后，他告辞离去。
二十年后，重逢的场景虽表面上洋溢着欢乐，吴国桢心中却对这位旧友怀有深深的疑虑与警惕。吴在1955年曾感慨道：“于那些对他尚不甚熟悉之人而言，他似乎未曾改变分毫，然而对我而言，情形则截然不同，我对他的了解早已深入骨髓。南开求学时期，我便能凭借直觉，洞察出那位擅长扮演女性角色的周恩来，与那位向我倾诉衷肠的周恩来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当我们于汉口重逢之际，我惊觉那个真实的周恩来已悄然离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在谈话中扮演演员角色的周恩来……”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
在重庆那段岁月，吴国桢曾接连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与此同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亦几乎常年驻扎于重庆，其寓所位于曾家岩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吴国桢曾回忆道：“自公共场合或会议之外，我们鲜有相见。”回顾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尚能维持和谐；然而步入中期，纷争频仍，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险些令两党关系决裂。这一切无疑对吴国桢与周恩来的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南开校长张伯苓
彼时，南开校友总会推选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与杜建时五位担任总干事之职。吴与周不时相约于津南村南开中学会面，亦或同赴张伯苓宅共进晚餐，二人相遇之际，常因政见分歧而引发激烈辩论。面对两位得意门生，张伯苓巧妙地调和道：“只要你们二人能够停止争执，直至深夜，那么中国也将迎来安宁。”无疑，两位之间的分歧并非仅仅依靠老校长的一番话语便能轻易弥合。吴国桢兄长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忆往昔，弟弟曾力劝他远离周恩来：“周恩来此君，乃共产党之老谋深算者。虽现国共携手合作，然终将分道扬镳，其立场与我辈迥异。此人颇具风险，今后切莫与之亲近。”
在历经数年的交往与细致观察之后，吴国桢深刻认识到，周恩来已然成长为中共阵营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眼中，共产党人一般不倾向于依赖个人魅力来赢得支持或施加影响，鲜有党员致力于打造个人的风范与魅力。然而，周恩来却与众不同，他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
吴国桢曾将他所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划分为四类，分别是沉默寡言者、激情澎湃者、以愚钝掩饰精明者以及紧张不安者。然而，周恩来似乎并不属于这任何一种典型，他显得格外独特，与众不同。
在与毛泽东交谈之际，无论其是否发言，你都会深刻感受到他作为共产党人的身份。然而，与周恩来交谈，你便会渐渐淡忘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与其他共产党人进行交涉时，你会鲜明地察觉到对方言辞的尖锐与立场的偏颇。但若与周恩来交涉，你便会不由自主地认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在彻底洞察真相之前，先信其言或许才是公正的态度。
针锋相对
谈及抗战时期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我们不妨以“合作中偶有摩擦，总体上却默契无间”来形容。然而，步入国共谈判及内战阶段，双方立场鲜明，针锋相对。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政权而展开激烈角逐的一个缩影。
在国共和谈之际，周恩来肩负中共代表团团长的重任，穿梭于延安、重庆、南京与上海之间。而吴国桢则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一职。吴虽未亲自投身于和谈，然而作为政府一方的主要新闻发言人，他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民大会等诸多议题上，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辩论。这两位往日的至交，为党派利益计，于报章上屡次直指其名，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笔战。。相逢之际，争论亦屡见不鲜，吴国桢回忆道：“我初抵南京未久，他即造访于我。彼时，国民党军队方占领长春，对武力占领之举，他表达出坚决的反对。自是，我方坚定地站在我国政府立场，导致会面气氛甚为紧张。”
1946年五月的中旬，吴国桢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频繁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他的居所便选在了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位于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寓所。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曾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共聚一堂，举办了一场茶话会。然而，双方之间裂痕已深，谈话内容甚少，仅限于简单的寒暄，生怕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七月，社会上流传着关于中共将派遣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的传闻。对此，周恩来特地会晤吴国桢，并向其明确保证：“此言绝无根据，切勿轻信谣言，切勿因之恐慌。”十月某日，周恩来再次莅临吴国桢办公室，抱怨在沪活动时时常遭受特务的跟踪。吴国桢则辩称，这是为了保障周的安全。不久之后，周恩来离开了上海。尽管此后两人各自还拥有约三十年的生命旅程，但终究未曾再相逢。
周公馆，思南路
那时的上海，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枢纽，同样成为了国共两党角力的核心地带。在这场纷争中，吴国桢常以无畏之姿，挺身而出，直面冲突与纠纷的现场。也因此，他屡次将周恩来指责为那些混乱局面的幕后操盘者！在这场载入中国历史册页的最大规模内战之中，两位将领分据一方，以其特有的方式，在硝烟弥漫之外，于无形战场的交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
战犯是战犯，能者是能者。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行列中，吴国桢以其平易近人、勤勉不懈以及干练的作风而闻名，其行事风格与传统的官僚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周恩来亦给予了认可与好评。1949年4月25日拂晓时分，一场大火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蔓延开来，共计五十九辆电车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在火灾处理的过程中，该市公安局的官员展现出了一定的官僚主义倾向。周恩来闻讯后严肃批评道：“如此重大事件，领导却未亲临现场，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这比不上吴国桢。吴在重庆任市长期间，面对重庆大火和日军轰炸等重大事件，都亲自前往现场处置。国民党市长能如此作为，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难道做不到吗？”周总理随即作出指示，今后凡北平市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及处长必须亲临现场，调查事故详情并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
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G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G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
周恩来在少年时期便曾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这自然也是他所期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