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伊始，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名单揭晓——其中并未出现教员的姓名。
原本由中共三大选举产生的教员，在中共四大召开之际，不仅未能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即便是候补执行委员的席位，也未能获得。
落差怎这么大？
鉴于在上海执行部工作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教员失去了共产国际代表及同志们的信任，在党内声誉亦随之急转直下。
在上海任职期间，教员遭遇了右派的监视与排挤，而左派则依赖他的支持，对他抱有厚望。
由此可见，他的境遇颇为棘手，既要妥善处理国民党的事务，同时还要努力争取内部团结与广泛支持。
这是矛盾。
尽管辛勤耕耘，不懈努力，最终却落得个声名狼藉，国民党右翼势力对他痛恨不已，党内同仁亦对他颇有微词，讽刺其为胡汉民之秘书记录。
教员离开上海那天，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右派分子，“以志祝贺”。至于党内，中共四大召开在即，却没有让教员开完会再走。说明领导同志，对教员也没有多少挽留之意。
关于那段过往，导师并未多加阐释，仅轻描淡写地留下了一句：
“我在上海生病了。”
诸多事物具两面，年轻挫折尤然。
回顾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教员在中共四大期间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实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教员可做大事了。
1
韶山实验
人常被事推着走。
教员同样无法置身事外。自从身居要职，党内诸多关键文件须得他亲笔签署方始生效，各项会议的筹备工作亦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日复一日，他被纷繁琐事所缠绕，几乎无法抽身。
精力有限。
过度投入精力于那些并无明显优势的领域，实乃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
个体应学会将心力凝聚于要事之上，而非令其分散。
然而，那时教员身为主要领导者，肩负着沉重的责任，欲求专心致志亦力不从心。自三大会议伊始，他即强调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但终究抽不出闲暇时间来落实这一倡议。
正如周恩来所言：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
我们目前投身于城市工人的繁忙工作中，实在分身乏术，哪里还有余力涉足乡村事务呢。
然而，至1924年12月底，即便是无奈，导师亦不得不选择辞去职务。
叶楚伧返抵上海之际，鉴于国共合作的大局考量，与叶楚伧间矛盾已公之于众的教员，不得不退出上海执行部。随着维经斯基的到来，党内对教员的评价亦逐渐转劣。
失去了工作根基，教员果断地带着家人，踏上了返回湖南过节的旅程。
1925年正月初旬，教员一脉于长沙岳母府邸度过了春节佳节。
2月6日，教员携杨开慧及毛岸英、毛岸青同行，并背负着逾百斤重的书籍，重返韶山冲的故里。
说是回家养病，实则不简单。
观其后续举动，显而易见，此次教员返乡，意图筹划一番重大事宜。
《毛传》对此段历史未记载一字。年谱》详细记录了：
重返韶山之后，我一边调养身体，一边着手进行社会调研。我走访了朋友、同窗、亲人以及邻里乡亲的农家，亦或是邀请亲友至韶山南岸的家中，共话家常，探讨时事。
这是不是常规的访亲交友？
事情不简单。
物色党班底。
教员此行返乡湖南，其目的直指农民运动的实践探索。韶山冲，他的故里，正是他与人脉交织最为紧密的乡村之地。
若非致力于团结农民，教员便不会重返他阔别已久的农村故土。
自1921年春节伊始，作为家庭支柱的教员便已将毛家的各项事宜妥善安排。那晚，在韶山冲的古老宅邸中，教员与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以及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家人，举行了一场家庭会议。
全家都革命，教员如此鼓励。
“房屋可让他人居住，土地可任人耕种，我们欠他人的债务一次性还清，他人欠我们的债务一笔勾销。”
教员此举，实为投身革命事业，毫不犹豫地断绝后路之策。
正因如此，四年后，教员携妻子与子女重返故土之举，方显得格外不凡。
教员返程，检验农民力量。
然而，他携带了超过一百斤的书籍返回故乡，如何证实这一点呢？
2
战略转身
在革命的洪流之中，教员之所以显得格外突出，其背后自有深远的缘由。
个体在持续的迭代进程中，依托反馈信息，不断优化自身，逐步迈向更高水平。
教员并非生来便通晓诸多哲理，然而，他具备非凡的迭代天赋，能够以极低的代价，提炼出最多的精准见解。
此类人才，善于触类旁通，一问能生十答，正是所谓教员的风范所在。
1918年学成归来之际，这位教员尚且未谙救国之策，亦未明了国家衰弱之根本所在。
然而，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教员迅速意识到症结在于政治制度。
一经发现此问题，教员便坚信，唯有通过民主共和的途径，构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方能化解难题。于是，教员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的推动工作，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然而，最终却不幸被军阀赵恒惕所利用，导致运动成果尽失。
历经赵恒惕的严厉镇压，教员深刻领悟到单纯依靠呼声进行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任何反动势力，若不予以坚决打击，便无法自行崩溃。这正如扫地一般，若扫帚未曾触及，尘埃依旧会静默地堆积。
意识到原有观点的不可行性，教员毫不犹豫，迅速作出调整，并提出了新的方案。
教员另有一显著特质，那便是他对过往的成就毫无眷恋之情。
在主导湖南自治运动期间，教员实际上已经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在湖南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他愿意，轻而易举便可进入赵恒惕的省政府，觅得一份薪资优厚、事务轻松且离家近的理想职位。
他人苦寻而不得的珍宝，在教员的眼中却如弃敝履一般。
放弃湖南自治计划后，教员接受了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认可了流血革命的必要性，加入了共产党。苏俄的革命理论是要靠工人暴动夺取城市，随后建立政权。
教员开始在湘开展工人运动。
教员先后创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及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并亲自指挥了安源路矿的盛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同时，他还指导了水口山铅锌矿的罢工行动，以及粤汉铁路岳州站的铁路工人罢工。
他所率领的湖南工人运动，历经十次罢工，其中九次取得胜利或半数胜利，仅一次遭遇败绩。
在中共三大的会议中，陈独秀对教员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称赞“唯有湖南的同志能够称得上工作出色”。正基于此评价，教员得以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秘书，从而在党内排名仅次于陈独秀，地位举足轻重。
他精心培育的李立三与刘少奇，相继崛起，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工人夺权难成功。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这是教员在中共三大发表的言论。
需知，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教员得以在三大会场从容论道的基石；而湖南工人运动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教员跃升为核心领导力的关键所在。
教员自己拆台。
仔细思考一番，便能显而易见，这情形实属异常。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并自然而然地突出自己工作的重大意义。
常规的思维模式理应效仿李立三，在湖南工人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便会将积累的成功经验不断复制与推广，将其应用于更广阔的舞台，以期实现更为卓越的成就。
李立三在教员离沪之际，携手刘少奇领导了五卅运动，此举不仅巩固了他在工人阶级中的领袖地位，更是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教员不是这样。
他毅然决然地舍弃了既得的成就与荣耀，心中不留丝毫留恋。
未曾领导工人运动。
反思内心，我难以做到如此决断的割舍。或者说，我实在是难以割舍这来之不易的成就，更无法放弃那些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
教员为何能做到？
3
战略起点
仅一答案。
教员始终聚焦于那个核心问题。
夺取政权需策略、力量和时机。
教员的视线始终聚焦于那最终的场景，那场与最顽固的反动军阀进行残酷对决的一幕。
因此，教员能够作出如此决断的取舍，乃是基于他深知工人阶级的力量尚显薄弱，不足以解决难题，更难以战胜那些最为强大的对手。
转头向农民求力。
在进行任何活动时，务必明确目标用户群体，并思考最终决策权掌握在谁手中。
去寻找那个最终。
这是第一性原理。
道理简单，实践难。
你的内心所秉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将直接影响你的抉择以及你将如何度过每一天，此理不分身处何方。
懂道理不如实践。
教员心中实则存疑，对于如何引导农民组织以及组织起来后所能激发出的能量，他并不明了。
不调查不发言。
因此，返回韶山冲。
1925年的那位教员，历经种种运动的磨砺，尤其是上海执行部的严格训练，其组织能力显著提升。在缺乏任何额外资源的条件下，他仅凭一人之力便成功地将湖南的农民运动组织起来。
教员方法，可借鉴。
找人为先，组班子。
教员重返韶山冲后，有针对性地与众人交谈，旨在甄选可信赖之才，以组建团队。经一番寻觅，最终选拔出五位核心成员，他们日后被誉为“韶山五杰”。
毛福轩与毛新梅同属教员一脉，自安源工人运动时期便追随教员投身事业。钟志申则是教员在南岸私塾的旧日同窗。至于李耿侯，他与教员同乡且为挚友，曾随教员征战井冈山，却不幸在一次激战中英勇捐躯。
庞叔侃与教员同车返回韶山，随后亦随教员一同远行，彼时他被视为预备中的农民运动领袖。
这五人，或与教员同宗，或为同窗，抑或同乡好友。
非因教员偏袒亲友，实乃创始团队受限于时间、信任及资源成本，不得不在亲友中寻求合作人选。
团队如支点般初始。
凭借这一关键支点，教员得以充分施展其才华，进而推动更宏伟的事业。
秘密培养干部。
教员以五人组建秘密农协。
农协的核心职能在于将农民团结起来，实现协同作业。在其初期发展阶段，参与者多为彼此相识、了解透彻的熟人。
继此，教员凭借庞叔侃等同仁的师资力量，广泛开设夜校，向农协骨干传授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教授日常所需的算术等实用技能。夜校办学之道，虽源自教员在学期间积累的经验，却成为投身革命事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起点，正是李立三所创办的夜校。
办补习班是培养骨干的关键途径。
或增人力杠杆法。
古语有云，马不食夜草难肥壮，人无横财难富贵。所谓横财，便是突如其来的财富，其核心在于捕捉到一种确定性，进而通过放大杠杆效应而得。从事革命事业，亦遵循此理。
即便一位教员的能力非凡，其所能承担的工作范围亦有限；然而，若汇聚十位或百位优秀的教员，他们的能力和所能完成的任务将何其广阔。
无需每个人都达到教员的境界，但关键是要精通一项工作的核心要义。
足以展开工作面。
第三步：伺机迅速扩张。
在领导安源路矿的大规模罢工过程中，教员敏锐地意识到了军阀势力的强大。
因此，教员始终未曾将农协公之于众，即便在力量尚显薄弱之际，也未曾与掌握兵力的军阀正面对抗，而是巧妙地融合了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策略，力求避免发生类似黄爱那样的悲剧性血腥事件。
隐秘发展，即强化支点力量。
余下的便是静心以待，寻觅那公开争斗的时机。届时，以隐蔽的农协为基，有计划地发起公开的斗争，将更多的群众团体团结于旗下。
机会即将到来。
教员离沪未久，上海便爆发了日商棉厂残忍杀害工人的事件，此事件随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包括李立三、蔡和森以及刘少奇。
三人与教员联系紧密。
原本，教员理应留守上海，投身于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之中。然而，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他选择在韶山冲发起了农民运动的组织。
此幕展现教员迭代力。
在众人对工人运动探讨不已之际，教员在亲身实践一番之后，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有意识地发起并组织农民运动，以此来检验并证实自己的理论见解。
教员与彭湃不同。
彭湃相较于教员，更早地投身于农民运动，并积累了极其丰厚的农运经验，堪称当之无愧的“农民运动大王”。归国自日本留学后，彭湃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他曾当众焚毁自家的田契，以示为农民争取更公平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坚定决心。
教员在经过多番尝试与探索后，最终选择了投身农民运动这一道路。
据此观察，教员对革命的整体理解显然胜过彭湃一筹。对于农民运动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员的认识亦比彭湃更为透彻。
教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领袖，关键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困境。这种深刻的理解，这种在认知上的领先优势，正是教员以当前局势为代价所换来的。
抢占先机远比现状重要。
即便目睹下属一跃而上，工人运动激情澎湃，教员仍能稳坐钓鱼台，持之以恒地践行他心中认定的正确道路。他始终专注于对农民运动的倾力投入。
这很不容易。
他的同仁们亦为教员的农业事业提供了宝贵契机。
五卅运动的风波波及湖南，湖南的青年学子随即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教员巧妙地利用这一事件，以秘密农协为基石，在韶山周边地区迅速组建了二十余个公开的乡雪耻会，借此契机展开了异常热烈的革命宣传活动。
紧接着，教员便在家中阁楼之上，为毛新梅等同志举行了入党仪式，并正式成立了韶山特别党支部。
这是教员创立的首个农村党支部。
简始巨终。
无人料想，那场最终改写中国命运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其发端竟源自教员家中的一间阁楼。
4
天翻地覆
教员向斯诺述说：“短短数月间，我们便成功组建了二十余个农会。”
农民斗争积极性远超教员预期。
八月，恰逢农村谷物收成转换之际，寻常百姓家往往面临无粮可食的困境。与此同时，手中握有富余粮食的地主们，便趁机抬高米价，以高价将粮食出售给农民，致使众多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而遇上年景不佳的荒年，像成胥生这类的大地主，更会将本地的粮食贩卖至价格更高的外地市场。由此，一批破产的农民在饥饿中丧生。
地主的举动表面上看似合法合规。然而，不知有多少农民，因这制度性的剥削而命丧黄泉。
教员的一举一动，无不旨在推翻这吃人的旧有制度。
那年的八月，韶山冲再度遭受旱灾的侵袭。地主们企图如往常般趁机对农民进行压榨。然而，这一次的情形迥异，在教员的带领下，农民们发起了“平粜阻禁”的抗议斗争。
所谓平粜，即要求地主依照市场常规价格，出售大米。
阻禁即禁地主粮食外售。
这两项运动并未触及土地的根本权益，亦非针对富户的斗争，其目的仅在于争取一个公正的粮食购买条件，以尽可能多地保留本地粮食，避免造成大量人员饿殍遍野。
归根结底，终其一生辛勤耕作的农民，所求不过是一日三餐的温饱，求得生存而已。
简而言之，即便这一要求显得极为低微，地主亦无意予以满足。
起初，教员指派钟志申与庞叔侃，与大地主长成胥生进行交涉。
地主坚决拒绝，意图秘密将谷物转运至银田镇，依托该镇的码头设施，计划将粮食高价贩卖至湘潭等地。
接获消息后，教员即刻命毛福轩、毛新枚等带领数百名农民，手持锄头、扁担、箩筐，于夜色中疾行。银田面对众多农民的到访，成胥生不敢正面冲突，只得无奈地将谷子以平价出售给这些农民，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在这段时间里，韶山其他区域的平粜活动均取得了圆满成功。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教员深刻洞察到农民的革命潜能，其力量之强，甚至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想。
原本，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逐步夺取权力，掌握该地区的控制权。然而，教员尚未完全消化此次的胜利果实，便不得不匆忙离场。
成胥生将教员事上报赵恒惕。
赵恒惕一听，又是这个毛泽东。教员在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时，就已经下令抓教员了，结果让教员跑了。
任职于县政府的郭麓宾，是首位在县长的办公桌上发现赵恒惕的密电之人，电文中写道：
“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他迅速命侄儿将信件送达教员手中，敦促其火速离开韶山。
接信后，教员泰然处之，先以沸水烹煮了一碗米饭，饱餐一顿后，方才缓缓离去了韶山冲。
教员1925年9月抵广州。
仅仅相隔九个月，教员的离去便使得国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
国民党内部迅速出现严重分裂，一派元老在北京组建了小型组织，而另一派元老则在上海另行成立了组织。局面一片混乱。
廖仲恺遇刺案随即发生。
胡汉民，作为最有潜力的争夺国民党大权之人，却因堂弟卷入此案，无奈离粤。与此同时，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军事领袖许崇智，亦因麾下部将显现叛乱迹象，被蒋介石逐出广州。
国民党大权归汪精卫、蒋介石掌控。
老蒋上位，鲍罗廷出了大力气，广州政府跟共产党关系很好，坚定支持国共合作。
变化繁多，令人眼花。
仿佛置身于“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迷离境界。
5
与陈独秀决裂
教员赶回广州，恰逢国民政府成立。
汪精卫对教员的评价颇佳。在他担任政府主席一职之后，由于职责所限，无法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因此，在10月5日，他毅然推荐教员担任宣传部长一职。
确实颇为有趣，那位教员在中共内部的地位未曾恢复，却意外地先成为了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际遇转换，看似顺利。
导师刚在韶山故里验证了农民运动的实效性，侥幸避开赵恒惕的追捕，旋即掌管了重权。此后，导师在《革命在第四期中，刊发了毛泽东同志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教员终于能大展身手。
世事无常，正当教员摩拳擦掌，准备一展宏图之际，陈独秀却给他迎头一击。直至此刻，教员方始恍然大悟：
道直路弯。
正是这处弯道的代价过于惨重，教员仅是一线之隔，便险些在鲜为人知的乡间小径上献出了生命。
侥幸逃生的教员又迭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