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一位98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从香港回到广州，住进了东山百子横路的旧居，决心在此终老。老太太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两岸三地许多人的心，尤其是她在台湾的弟弟——原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粤军将领余汉谋。
32年前的神州大地，民心向背之下，解放军浩浩荡荡渡江南下，所到之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触即溃，四散而逃。为了让百姓少受战争之苦，解放军的政工人员及地下工作者都在积极策动国民党的参军败将起义。
罗梓材等余汉谋旧部，已经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决定利用他们与余汉谋的老交情，发动其起义或设法保全广东，以迎接解放。在此之前，程潜跟陈明仁携手，已经让湖南获得和平解放。他们相信，以余汉谋在广东的影响力，必定也能达成程潜那样的功绩。
然而，余汉谋对起义的事却疑虑重重，他对罗梓材说：“这是谈何容易的事，纵不顾念自己的历史问题，即对那班特工人员方面，行动上也有许多危险。只有将李振球的六十五军调回广州，有了可靠的兵力之后，在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考虑这些问题。”
虽然在起义上顾虑重重，但余汉谋也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回天乏力。他最后感叹道，“到时候我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
很快，解放军大军压境，余汉谋指挥部队从粤北、花县直到广州，一枪不发，节节退却，既不起义，也不抵抗，只是一味后退。此时，余汉谋的内心十分矛盾，思想一片混乱，他企图挣扎到底，但又对前途毫无信心。他既知大势已去，又不敢弃暗投明，仍寄望于张发奎、薛岳，以挽救败局。
1949年10月上旬，余汉谋见国民党在广东的残兵败将，不是向台湾、香港、海南逃窜，就是起义投诚。他便在广州自掏腰包，发放三个月薪水的遣送费，将其广东绥靖公署的职员，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他自己则带着部分随从，于10月13日从虎门坐海轮，经湛江逃往海南岛去了。
在海南岛，有他的同乡薛岳，布置好了所谓的“伯陵防线”，面对没有海军的解放军，余汉谋仍心存侥幸。他自动请求取消了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的头衔，表示愿意当薛岳的副手，协助薛岳在海南岛作最后的挣扎。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韩先楚的率领下，解放军仅凭着木船就渡过了琼州海峡，“伯陵防线”也是一触即溃。余汉谋、薛岳等率残部逃往台湾。余汉谋以年过半百的年纪，飘零孤岛，了结残年。这一切跟他当年投靠蒋介石，成为镇守广东的一方诸侯时的风光相比，可谓天差地别。而落到这般田地，余汉谋又能怨谁呢？
余汉谋1896年出生在广东高要县（今肇庆市），父亲是清末武秀才，曾任广东罗定县守备，民国成立后，在家赋闲。有这样的家世渊源，余汉谋自幼习文练武，14岁进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到武昌南湖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与邓演达、顾祝同、张发奎、叶挺等人同学。
1918年在保定军校毕业后，余汉谋被派到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边防军曲同半师任步兵排长，皖系在直皖战争中落败后，边防军解散，他回到广东，投入到粤军魏邦平的第三师，担任第六连连长。此后，余汉谋一直在粤军中供职。历经几次征战后，他深得陈济棠信任，成为这位“南天王”的左右手。
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期间，要求陈济棠出兵入赣相助，余汉谋奉命率部进驻赣南，并接受蒋介石任命兼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余汉谋部队入赣之初，担任维护主要交通线，扫荡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协助地方政权恢复保甲制度，推行联保连坐法，突击检查户口，审讯可疑者，采用严刑拷打，逼供信的法西斯手段，掩护还乡团反攻倒算。被杀害的共产党地方干部不少，拥护共产党的农民被迫回乡登记自新者也不少，白色恐怖笼罩着赣南。
为了配合蒋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饬令各部队协同地方伪政府在赣南各地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严禁粮、油、盐、煤油、火柴、西药、布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运入中央苏区，违反者一律以“通匪”论处。轻者没收商品，重者拘留判刑，以致中央苏区上述物品缺乏，特别是食盐奇缺，物价高涨，影响苏区军民生活很大。
为了摧毁共产党在赣南的老根据地，余还饬令各地筹集经费，征用民工，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网。公路干线由赣县经大庾至南雄，与广东公路相连，支线由赣县经信丰至安运、由信丰至南康，改变赣南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县与县间，乡与乡间，都架有电话线，互相联络，以便于围攻共产党地方组织。
为了加强地方反共武装力量，饬令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加捐税;筹集反共部队粮饷。赣南绥靖司令部建立警备第1、第2团。各县建立“铲共队”，并购置武器，致使人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
由于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节节失败，蒋军张辉瓒师全军覆灭，张本人也被击毙，余汉谋及属下各级军官无不闻风丧胆，怕重蹈张辉瓒覆辙。所谓“扫荡”，只能是日间在交通线附近活动，一般不敢夜间活动，更不敢深入山区。士兵们终日提心吊胆，怕受红军游击队伏击，每到一地，必步步为营，构筑防御工事。
师长叶肇每逢随军活动，身上必佩驳壳枪，营级以上军官，均不敢乘马行军，原因有二：一是怕被打死，二是怕当俘虏。1932年冬，红军某部以一部佯攻大庾城，主力则埋伏南雄水口附近打援，结果独立第二旅陈章部队第四师张枚新部队遭到截击，双方激战一昼夜，陈张两部伤亡惨重。
余汉谋被围困大庾城，吓得心惊胆战，扬言要跳水自杀，对其侍从副官刘思时立下遗嘱：“大庾城一若被红军攻破，望你到大庾城内的水塘中收拾我的尸体，右手捆扎白布带标志的，就是我。”
红军开始长征时，余汉谋部首当其冲。蒋介石严令陈济棠转令余汉谋在赣南设防阻击红军，但陈为保存自己实力，不听蒋的命令，将余汉谋所部撤回粤北布防，并对余指示如红军不进攻粤北，我军应极力避免与其接触，并派该部参谋长缪培南到大庾向余传达陈的上述意图。
红军在向湘南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始终没有与余汉谋部发生战斗。直到红军主力部队将通过赣粤边境时，余曾命令该军第2师派余子武1营部队由新田出击，向红军后卫部队进行远距离扰乱射击，红军后卫部队未有应战，继续前进，只是炮兵发射数弹还击而已。这是余汉谋用以掩盖他对红军过境时并非按兵不动的手法。
余汉谋率部开驻赣南“剿共”数年，得不到别军来换防，吃尽苦头。等到红军已长征他去，该军官兵十分希望留驻广东境内，但陈济棠仍命令该军回驻赣南，使该军官兵，特别是中上级军官大为不满，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认为第2军第3军老是驻防广东境内，总不调其来赣南换防，分明是厚此薄彼，这成为后来余汉谋倒陈济棠的一个思想根源。
1936年，桂系白崇禧到广州向陈济棠游说，共谋反蒋。白崇禧为陈济棠分析形势，说蒋介石困难重重，抗日呼声高涨，正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组织“西南抗日联军”，名为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实则兵至武汉，迅即东下，袭取南京，则反蒋必胜。
陈济棠本就野心勃勃，做了“南天王”，还想夺蒋介石的地位以代之，白崇禧一番话正中他下怀。加之陈济棠听信江湖术士之言，称蒋鼻子歪斜，现在正行鼻运，总有一天要失败，抓住时机反蒋一定会胜利。
1936年5月19日，陈济棠在燕塘军校召集粤军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李汉魂、黄延桢、陈维周等约20余人密谈，白崇禧应邀列席。陈济棠打气说，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环顾国内，只有粤桂两省担当得起这个重任。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国难当头陈济棠还不念民族存亡、争权夺利的行为。此时，余汉谋确是有反陈拥蒋之心，派亲信杨锡禄，经香港转赴南京参见蒋介石，蒋即赠送200万大洋及派遣五个师协助他反陈。
7月8日，余汉谋回到大庾军部，向部下传达拥蒋反陈意见，命令部队向南雄、韶关推进实行兵谏。次日，致电粤军将“服从中枢”，“团结御侮”，力谏陈济棠停止军事行动。他率部队逼近广东，原陈济棠第2军起义，陈被迫下野。蒋介石免去陈济棠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当即晋升为陆军上将、第四路军总司令。
陈济棠
李宗仁晚年写回忆录，称蒋介石的手段，无外乎分化与收买，但就是这样，李宗仁还是接连中招。粤军内部瓦解，桂系自然也无力再行反蒋了。余汉谋回到广州，接替陈济棠掌管广东军权，并成为蒋介石系统的一员干将。而余汉谋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蒋介石瓦解和分化粤系势力的牺牲品。
蒋介石先是以“军人不干预政治”为借口，安排嫡系亲信控制了广东各级要害部门，余汉谋也就不能像过去的军阀那样，称霸一方。随后，蒋介石又在余汉谋的绥靖公署之上，设立军事委员长广州行营，以何应钦、陈诚为正副主任，等于是来了两个“太上皇”，余汉谋的绥靖公署形同虚设。同时，蒋介石还不断调嫡系部队进入广东，削弱余汉谋部的实力。至此，余汉谋不仅不能像陈济棠那样干预党政，甚至连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布置，也难能尽如其愿。
到这时候，余汉谋才惊呼自己上了大当，又苦于自己在国民党内没有什么派系可以依靠，只能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忍气吞声，无可奈何。他常常对自己的亲信说：“同蒋介石打交道，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可见，余汉谋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手段是深有领教的。
“七七”事变，烽烟四起。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的余汉谋，也是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他在广东表现十分积极，四处出席活动，发表豪言壮语。“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广东各界举行纪念抗战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大会。余汉谋在会上对美国合众社记者说：“敌军如犯华南，我当予以痛击。广东200万武装民众，随时可以作战。”
但余汉谋话音未落。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以7万陆军、500艘舰船、100多架战机，在大亚湾一带强行登陆。20日，余汉谋计划在广增公路布防抗敌；次日凌晨两点钟，接蒋介石撤退粤北的命令，于是没有抵抗，下令各支部队撤往花县、清远等地。日军可谓轻而易举赢得广州，伤亡仅600余人。
余汉谋不战而走，难辞其咎，特别是他抽调5万余军队北上参加武汉会战，广东兵力削弱，各界人士对此提出质询。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官员，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有人讥笑说：“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此间的余汉谋也是日日饮酒，每饮必醉，每醉必哭。
直到1939年12月，余汉谋率部在粤北会战中取得胜利，次年5月再获得第二次粤北会战胜利。经此二役，余汉谋一雪前耻，官复原职，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余汉谋对部下说：“这次我们终于可以重返广州了。”余汉谋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受降官，在汕头接受日军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的投降。到1945年5月，余汉谋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余汉谋掌握的部队又一次遭蒋介石分化，他本人也被调离广东，到浙江担任衢州绥靖主任，同时晋升其为二级陆军上将。这也是蒋介石的老套路了，明着给人加官进爵，实际上却是削弱兵权。1948年5月，余汉谋更是升为陆军总司令，这个职位听起来吓人，实际上并无实权，余汉谋只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
余汉谋后来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
形势的发展果如余汉谋所说，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立刻作鸟兽散。余汉谋、张发奎、薛岳等粤籍将领还妄图在广东沿海筑起一道防线，也不过以鸡蛋碰石头，终免不了溃逃的命运。
到台湾后，余汉谋又“升官”了，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所担任的却都是一些闲职。
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是他保定军校同学上官云相的胞妹。上官云相在抗战期间奉蒋介石之命制造“皖南事变”，杀戮新四军官兵。败退台湾，或是受良心的谴责迷信佛教，自称“古穆和尚”，并常以“四大皆空”开导妹夫余汉谋。余汉谋不信佛教，跟随太太皈依基督教。从此，余汉谋每天固定的生活是到教堂去唱圣歌、做祷告。
此时的余汉谋，住在台北郊区，除了偶尔外出旅游一次外，一直闲居家中，自己种种菜，跟人赌赌棋，跟一般小区老头并无二致。昔日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气度，荡然无存。其实，余汉谋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将领。
1980年4月4日，台北为纪念蒋介石死了五周年的忌日上，举行拍马屁的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余汉谋应邀前往参加。在烈日当空的户外，余汉谋以耄耋之年，全身戎装，正襟危坐达两个多小时。典礼完毕后，又冒汗走入礼堂，向蒋介石铜像行礼致敬。经此折腾后，余汉谋回家即感到胸部不适，第二天入院治疗，确诊为喉癌，从此在病床上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
当他98岁的大姐准备返回大陆时，余汉谋表示赞成，“落叶归根是对的，我支持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我帮助解决。”他派三太太来港为姐姐处理回大陆的事务，为她准备好轮椅等生活用品。
然而，当大姐如愿回到老家时，余汉谋却只能徒生感伤，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关头。同月17日，余汉谋因癌症不治病逝台湾，终年85岁。
